元月1日零点已过，还是贪欢不想睡。电视翻看个遍，几乎所有频道都在比拼声嘶力竭。过年的热闹，就是大声说话，大胆花钱，耳朵耐噪音，眼睛耐浓艳，胃口耐酒食狠吃猛喝，再就是挺著不睡，仗著可以晚起。回来过年的大学生靠在沙发上，打著哈欠说：“啊，今年的初梦会是什么呢？”

　　
　　知道日本有“初梦”一说，但从未事先抱以期待。吉利的初梦预兆新一年好运，连梦的内容也是规定好的模式，日语谚语叫“一富士、二鹰、三茄子”，对这三样事的解释一般为“富士”谐音“无事”，意指平安无事；“鹰”读taka，意为高处；“茄子”读音nasu，与“成事”之“成”谐音。很易理解，像童男童女奉举红鲤鱼的中国年画，大红字印著“年年有馀”。

　　
　　日本人为了做吉祥初梦，室町时代开始就有头枕七福神乘宝船图入睡的习惯。家中大学生说，要做好梦，临睡前就得把富士茄子之类像背外语单词那样各念叨几十遍上百遍，准灵。我听了就噗嗤噗嗤笑，说“洗脑！”，被大学生嗤之以鼻“哼！”一声，意为“妈妈这人真没情趣”。
　　

　　可是，睡醒的时候，都松弛著睡足的声音问今天吃什么，没一个人想起来问谁做了什么梦。临醒，我自己倒是在梦什么什么梦里转了一大圈，拼命回忆做了什么梦，特别在意梦里看见了什么。梦来梦去，好像都是在辨别富士茄子之类究竟是梦里看见的，还是希望梦里看见的。非常在意两者的区分，认为如果不是自然梦见，而只是梦见自己希望去梦见的梦中梦，即便梦里出现了这几样事项，那也不算是地道的理想初梦。就这么也不知道是梦里梦外，迷迷糊糊睡醒了这新一年的第一觉。

　　对于非现实的东西，向来只敬畏而不动奢念。有个女友动辄突然打来电话，问有什么事，“唉呀没啥事，跟你说我昨晚做了个梦，特别不好，人家说做了不好的梦就得找人说，说了就破了。”问做了什么梦，又说忘了是什么梦。“反正我想我只要说做了不好的梦就放心了。”哈哈，连做了什么梦也不记得，怎么断定是好梦还是坏梦呢？也有时候说梦见了莫名其妙的孩子，电话里追问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听说男孩是小人女孩是贵人。这样讨论著就说好像梦见的是女孩，可是她又怀疑说听说梦见女孩是小人……我虽然什么也不信，更不懂释梦规则，但还是神神叨叨地陪她解析。因为梦虽非现实，她找人说梦的愿望却是现实。
　　
　　人对现实无奈而又愿望强烈的时候，容易对梦之类抱有诚挚依赖。记得十几岁时的一天，母亲早早躺下，我们都觉得奇怪，静静的不敢出声。我小声去问她是不是不舒服，母亲低声说“陈先生说我今晚交运”，说著，母亲流出一串泪水。我心觉恐怖，又感到异常肃穆。母亲从小生活优裕，可是到了子女们最需要丰衣足食的70年代，却朴素得吃顿肉菜都要等著年节。陈先生是附近一个偷偷算命的盲人，母亲去算几次回来，动辄说陈先生说该这样那样。为此父亲跟她吵好几次，“别人两只眼睛都不知道咋回事，他一个瞎子能知道啥？”。母亲被父亲的亵渎神灵气得哭，更加信服陈先生喻示给她的命运多艰。
　　
　　我不信算命，但是好奇。中学时要好的女同学喜欢上邻居一个大男生，整天跟我说他他他。我就提示她去找陈算卦，她兴奋得眼睛异彩四射。陈算卦家里特别昏暗，每走近一步，都觉得自己在渐渐失明。他怀抱一只白色京巴狗，其毛已被这一屋子阴暗染成灰黑。他脸上很多天花留下的瘢痕，坑洼里填满了难解的神秘。他说着另一世界的语言，听起来似懂非懂，我就更加好奇，递上2毛钱，也求一卦。不想，他念念有词一阵什么土命之类后，劈头就说：“闺女呀，你动婚了！”——什么？简直是当头一棒。动婚？我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被婚所动？

　
　　出门之后，女同学很春心荡漾，我却一路哈哈大笑，反覆学著陈算卦的口气说：“闺女呀，你动婚了！”……。大学一年级时，一天在食堂排队打饭，一个从未说过话的高年级学兄过来搭话说：“我喜欢篆刻，你的名字好，我刻了个名章送你。”接著又问：“你订婚了吗？”哈啊？订婚？这么小跟谁订婚？他身后站著另一男生，友好的笑容，朴素的乡村好青年型。过后，他代那位好青年做出了表示，忘了是怎样周旋对答的，总之没说订婚也没说想订婚。石章拿回来试印，发现“雪”字下面刻反了。

　　
　　新年伊始，大凡都会怀上新一轮好愿望步入。因为不能凡事随心，才彼此互祝心想事成。即便不成，有个梦的暗示也是激励。纵观人生，大梦一场。人在梦中，欲读取全程运势，想必不可能。正因为有无数的未知，才活得孜孜不倦。时而无精打采，时而津津有味。（2008.01）

     年是365天的结束和开始。是人类对四季时日的巧妙划分。为着一个经历了春夏秋冬的结束和完成，也为着另一个未知的开始和期待，我们过年。除夕。而迎春。

    天冷到缩着双肩出门的时候，年就快来了。不用上学，作业也不多。每天屋里屋外的疯玩儿。大人开始忙着往家办年货。大块的冻肉、成条的大鱼、形状看不出鸡鸭的冻禽。还会接到姥姥山东乡下老家寄来的包裹，缝在家织粗布口袋里的一二斤花生或者芝麻。家里的大锅开始连夜蒸馒头蒸包子。腊月二十三，姥姥对着炉灶上方烧纸磕头以后就变得开始和蔼起来，每顿饭都给一个馒头或者包子吃。炉灶上方熏黑的墙壁上，有一个尚看得出痕迹的方块，那是破四旧以前帖灶王爷像的地方。

    三十下午拿着2毛钱去附近的澡堂排队洗澡。出来顶着飘香的湿头发在年底的冬天里往家走，头发不到几分钟就冻成了硬绺，在耳边发出卟愣愣的磨擦声。一边吃着年饭，一边惦记着点上手提玻璃灯笼去找邻居家孩子玩儿。饭再香也吃不出多少香味，那些渴望饱食美餐的期待似乎已在迫不及待的渴望中获得了抽象的饱和，这时候满心里想的都是到别人家聚朋友说年话的事。

      放下筷子拿起灯笼，先跑到前院小凤家。她家孩子多，总是东西不够吃。小凤父亲是瓦匠，秋天淹上咸蒜他就用水泥把蒜坛子封上，否则不等过年一坛子蒜都会被孩子们空口吃光。三十下午开始，她家孩子们就每人嘴里都嚼着鲜美的咸蒜，夜里一进她家们就是满屋子的蒜味儿。小凤母亲一见我就说“吃头蒜吧玲儿！今年的蒜淹得好，刚开坛子。”我一边咀嚼着新开坛子的咸蒜一边和小凤跑到东边的秀菊家。秀菊母亲问“你们两家今夜里包什么馅儿饺子？”小凤说“酸菜的。”我说“我家是芹菜的。”秀菊母亲笑了，露出外呲的门牙。她拉我们到厨房，掀开一个大盆盖子说“我们家今年的饺子不放菜，全肉的！”我羡慕着，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回家马上报告给了母亲，第二年第三年母亲也把过年的饺子都包成纯肉馅的。其实，过年那几天连日吃油腻的并不觉得纯肉馅饺子有多好吃。后来体会到了母亲的心情，她不是要跟别人家摽富，而是不愿意让孩子过年的时候去羡慕别人家。

    舅舅跟我们一起住，他的学徒工资一个月24元2毛4分。他在全市最大的军工厂工作，工人多，发工资全是新票子。每月的2毛4分钱都给我，攒到年底，姥姥会拿出来归我自由使用。再加上大人给的1元2元的压岁钱，装在新衣口袋里，一会儿摸一下，一会儿摸一下。每摸一下就感到美得全身发软。

    半夜11点前后开始包饺子，里面要放进一分钱硬币。谁吃出硬币谁就是新一年最幸福的人。饺子材料出现剩余的时候，大人就念叨说“今年剩了陷儿，这一年有钱花了。”要是剩了面，就乐呵呵地叨咕“今年有衣穿了。”姥姥烧水准备煮饺子的时候，老爷坐在屋里，手里捏着压岁钱，等着听鞭炮吃年饺子和儿孙们的磕头礼。我和爸爸妈妈舅舅还有弟弟们就到院子里去准备放鞭炮。几个二腿脚和一串红彤彤的百响小鞭。伴着腾空的爆竹声，院子里的雪地上纷纷飘落下成片的烟花纸屑，顿时，空气里充满火药的香气。在我的记忆里，年是藏在我家院子里零点的黑夜。鞭炮声一响，它就惊醒了，喘着带有火药味的粗气喜气洋洋地走进我家的门。

    有一年年底，我和邻居小凤去街里买年画。那时最流行的年画是《红灯记》中李铁梅的独身剧照。商店里的年画柜台挤满了人。空中一根长长的横线上挂满了各式英雄人物的画像。《智取威虎上》的杨子荣、邵剑波以及滑雪下山的小分队员群图；《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李铁梅、痛说革命家史的李奶奶；还有《沙家浜》和穿短裤的《红色娘子军》。我个子还小，手里紧紧攥着钱迟迟挤不上柜台。最后轮到我时，只剩下滑雪下山的小分队群像。买回家被舅舅说了一顿，因为他最想要李铁梅的独身像。李铁梅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的青春偶像，也可以说是很多男青年们的异性偶像。我也很想要李铁梅，因为我憧憬她那件紧腰的红上衣和系着红头绳的长辫子还有好看的大眼睛。第二年，李铁梅独身像已经不像前一年那样紧俏，买了来贴在卧室的墙上。睡觉前我总要直直地看她，觉得她是个有魅力的女性。姥姥却不耐烦地说“快把她揭下去！你看她咬牙切齿地看着人，我害怕。”那张画好象叫《仇恨入心要发芽》什么的。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儿，过年会比别人多得到一样好东西，一枚别在头发上的绸花。头上一戴上花，就觉得自己好看得变了一个人。老是绕来绕去地照镜子。

    过年的时候，大人们都心情好脾气好，即使做了错事也不会挨骂挨数叨。过年的时候来亲戚来客人，会有意外的礼物，还会获得很多心里愿意听的赞美之词——“这孩子又长高了”、“越长越好看了”、“将来肯定有出息”……

    大学毕业以后，关于春节的记忆似乎都被年复一年的电视春节晚会节目覆盖了。年饭越来越丰富，鸡鸭鱼肉海鲜山珍都搬上了普通人家的餐桌。走廊里放着成箱的啤酒。鞭炮连放几个晚上也放不完。不再赶着去买过年的新衣服。也不再能体会到头发飘散在寒气中的香气而带来的神清气爽。为回家买火车票托人找朋友，为给亲戚朋友孩子多少压岁钱才合适而算计而烦恼。

    1988年，在中国过了最后一个春节。之后，再没能在春节赶回去过个中国式的年。日本把新年当作大年，连放5、6天假。没有对联，没有鞭炮和红福字。也没有奶奶姥姥家可回。我们学不会日本式的传统过法，也没想过要学。懒散着在家休息几天，就是比什么都好的正年。孩子也没有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兴奋，前两年的新年，就那么躺在沙发上抱着厚书看，一连三四天把几本《哈利伯特》通读下来，看完了日文版又看英文版。给她中文版看时她说中文的人名太难记，只翻了翻就又去重读日文版。读倦了，就放影碟看。给她压岁钱，也不见她象我们小时候那么激动得眼睛放光。我很想努力使孩子感受到只有过年才有的的异样的幸福感，可是不知道怎么做。

    年，仅仅是个日历上的日子。能不能过出年的心情，取决于自己的感觉。是我们的感觉变迟钝了还是平常日子与年的差异越来越小的缘故？过年带给自己的不同往常的年感觉，似乎一年淡似一年。像是得了过年疲劳症。自己过得多了也还能理解，可是孩子们看上去似乎也是那么平常，像是天天过年似的不觉得新鲜，一点也看不出有我们小时候感觉到的那种忘乎所以的放松度和祥和感。

    这两年，我开始努力挽救自己心中远去的年感觉。年底进行家内大扫除，擦玻璃、换新寝具、成箱买水果、半夜赶庙会。12月31日零点随着日本习惯吃越年荞面条，也吃饺子吃元宵。总之，不管吃什么，都张罗着说“过年了！过年了！”

    为了不被淘汰，我们追随着文明的发展奔跑。踉踉跄跄着，跟进了IT时代。如今，知道的数码之类无形的东西越来越多。对着键盘就可以结识朋友，输个卡号就能拿到机票。可是，另一方面丢掉的有形的东西也越来越多。那些有声有色有味道的生命节日，该不会都被声情并茂无所不能的电话电脑等等这些神奇怪物所取代吧？

（060125）

 

    我不知道中国是从哪一年开始过2月14号这个情人节的，大概不会长于10年吧。关于这个西洋节日的来历，网络上有很多记载和转载。前几天看中文网上有人把“为什么元宵节不如情人节有人气？”做成了文章题目来分析。我没有阅读，但我想这是因为元宵节是一个稳重厚道的吉日，中国人世世代代过着，即使市场效益冷清，它也永远不会在我们的岁月中跑掉。而情人节是一个爱情进入浮躁时代的滥觞。商品社会初级阶段的民众，很容易被卷进商业炒作掀起的潮流中，喜欢追逐来路不明的时尚风情，并且身不由己地陶醉其中。但也正因此如，它这种靠性情消费支撑的背景也就带有一种非常脆弱空洞的性质，可能随时会消失。可以轻易追赶的东西，也是可以轻易放弃的东西。
    大概有两种人对“情人节”没有兴趣。一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他们幸福着自己的幸福，安泰自若，没必要特意走出平凡的充实去捕捉虚无。另一种是身心疲惫对性情之事处于心灰意冷状态的，他们似乎是已经放弃或丧失了享受性情更新的需要和能力。
    原来，“情人”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让人接受起来总有点异味成分。可是，曾几何时它成了一个与成就感、异性魅力、阅历丰富等描绘个人智能为伍的关联词，变成一个有几分风流也有几分神秘的中性词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近起来。情人节这一舶来品的流行更促使它走向公开化大众化。进而泛滥而廉价。与此类似的还有“性感”一词，过去，除了外国小说，我们很少使用“性感”这个洋味十足的词汇，现在也成了一个常见词。即使“她很性感”不是一种褒义说法，说“她不性感”则肯定是一种否定成分居多的贬义词。其实，中文原有的“风骚”“轻佻”“水性杨花”之类说的都是“性感”，不同的是中国传统不肯公开认可性别魅力造出的诱惑，这似乎有损于男人意志的群体形象。便一边享受这些诱惑又一边在词义命名上加以抵制和歧视。与此相对的还有逼着女人缠足一事，扬言越是大家闺秀就越该足小如粽，其实是为了美化自己的室内珍藏满足变态性趣。“情人”和“性感”拆开念可以读成“性情感人”或“感人性情”，说的都是人性人情。西洋人看上去大大方方潇洒体面，恐怕就与这种性情自如有关。
    我认为，“情人”这个词可以接受，但对万众齐祝的“情人节”却有抵触感。情人是有情人之间的彼此关系，它怎么能成为大众节日？它该是一个只属于自己属于你和你心中那个特别的人的特指，非要把它看成一个节日的话，也不该是附着在他人故事中的几月几号，而是你自己的那个难忘的下午或者某个有特别意义的时日数字。你和那个特别之人相遇的时刻，或者分别的时刻。那个季节的风声。那些夜晚的街灯。那个不眠之夜。那种悸动不平的心跳。那串转在眼中烫得你颤斗却流不成行的热泪……。如果你时常会想起一个人，想起这个人时会反复想起同一个时刻同一个情景，这便是你自己的与情人有关的节日。这个节日不一定仅仅是热烈浪漫，它更多的是冷清忧伤和孤独飘零。它不需要伴随消费的授受。即使你一无所有也不会感到清贫寒酸。它是不由自主的情感投入和心灵投入。爱情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再计较得失和交换。当你体验到这层境界的煎熬，你就会获得真正的人生浪漫。浪漫是伴随着失落的寂寞。（060214）
   

    今天，植田女士来我家时，带来很多新剪的山茶花。

   自从认识植田，每次来我家上课，她差不多总是手持四季鲜花。花是她自己院子里正开着的。每年夏季，怀抱粉红玫瑰来到我家时，她就总是要把花的来历说一遍，每次都像在对一个第一次见到这种花的人作仔细介绍。一边往花瓶里插着一边解说这种玫瑰花叫Spanish Beauty （西班牙之美），是1927年诞生于西班牙的品种，出品当年曾获得国际玫瑰比赛金奖。因为她出生在1927年，父母购置下这个家园时，便栽种了这个品种。“西班牙之美”属蔓生科，从夏初到盛夏开得枝枝垂花香气满园。

   

    今天，她一边往花器中插花，一边抚弄着花枝说“这是这些花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开放机会了。所以我剪了很多给你们。”她的房子连同庭院都已签好了出售合同，6月30日以后就要搬出这个住了近30年的家园，住进将在4月落成的高级老年公寓。公寓在神户六甲山麓，背山望海，风景如画。卖掉父母留下的这套近400平米的院套，购置一套50平米的终生公寓后，所余可以用来交付日后十几年间月额十几万日元的物业杂费。办这些买卖手续时，她兴致勃勃，很有一层走向新生活的激情和憧憬。现在，这些需要付钱按印章的事就绪之后，她便开始陷入一些细枝末节的折磨。

    

      “昨天我去爸爸妈妈墓地了。”她看着插好的山茶花对我说。我问“是您父母的忌日吗？”她说“不是的。我去给妈妈送了一些山茶花。这花树是妈妈年轻的时候栽下的，可是明年就不能再开了。……也不知道什么人住进那个院子。听不动产的人说我家这个院子要建成三栋房分别卖给三户人家……”

       植田平时总是很乐观开朗，今天却显得格外忧伤。她说越来越后悔不曾对父母尽过任何孝心，直到父母离去都一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自己没结婚，总是让父母照顾着，把孩子这一身份直做到了父母离世。

       临出门时，她对我说“‘西班牙之美’每年5月25号左右开，我6月30号离开那个院子，我会把最后开放的玫瑰花送给你很多。”听她这样说着，我的眼前就浮现出她怀抱盛开的‘西班牙之美’走向父母墓地的身影。春天永远是无尽的季节重复，可是属于她的玫瑰花的却只有一次了。人生真是禁不住这样一时一事的推敲，一旦近看细想，就会生出渊沉的忧伤。越是美丽温馨过的，就越是对你折磨起来不留情。

     

       我与植田非亲非故，却被她的感伤感伤着。小的时候姥姥在院子里栽着一丛丁香树，从我一生出来，春天的家日夜香气四溢。姥姥去世后，丁香树也砍掉了。似乎没谁为留住丁香多说一句话，也没谁想过丁香和它的主人有什么关联。可是当我有了自己的空间可以栽种点什么的时候，便不由自主地选来了两盆丁香。一盆是中国品种，一盆是欧洲品种，属迷你型，花瓣碎小密集，香气凝重。姥姥的躯体已化为泥土，她的丁香成了我自己心灵园地里的嫁接。或许，人世间许许多多的凡俗事物，都像我的丁香情节一样多少隐含着些许无意义的旧故事。感伤是一种不宜于倾述给他人的内心感觉，可是人们往往会在细小的自我感伤中使自己一步步接近灵魂。

     

  （关于植田女士的文字，还有本博客中的《日本的张国立谜》。）（060211）

 

1999岁末有感

 

　　心里空空的，又象是鼓满了期待。把钱包里的现金都花光了，车里塞得没有缝隙，还是担心不够一个安全的丰年。2000，这个挂着一串０的数字，近在眼前，让人忐忑不安，又抑不住莫名的兴奋。象等待贵客一样等待她，又怕她性情发作，让本来只是数字的过度成为难关。对于我，向2000进位的一瞬间，还有另一个个人小意义－－1月1日是我的生日。

　　作为生日，这是一个很不自然的日子。倒数很多年的一个除夕夜，妈妈怀着我去参加新年晚会，还骑着自行车。回来时连人带车翻在下着雪的冰冻的街上，到家就折腾着把我生了出来。本来我应是2月出生的。生日是一个这么随意又偶然的日子，每个人却要顶着它走一辈子。一本万年历，象一面钟，人的一生是一个临时旋转的指针。2000，是一个整点。我的指针已经转了一半的里程。日历将丢掉1999和以前的许多个19若干，进入新阶段，一如既往。我自己却对着这挽不住的结束若有所失。

　　看惯了写惯了说惯了的19若干，都将成为过去的记录。这记录里，充满缺憾。带着这么多的缺憾进入2000这样完整的年口，仿佛不能心安理得。心底里有一个小声音在说：我是第一次在人世里生存，许多事没学习好做得不如意。

　　2000年。这一年我们看到的最多的数字将是０么？０是无还是圆满？我会活得更让自己满意么？2000年以前的经历，会反射出怎样的倒影？手里握着自己的生命，一刻不甘丧失感觉。我的身体是它的居所，我的日子是它的饭食。到现在为止，它只告诉了我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成为你自己。

　　我尚健康，可以对富足的未来发无关痛痒的感慨，对于把这个岁暮当作人生岁暮的人来说，只有一个无望的期待。

　　跟我学中文的一个日本人，叫足立良文。50岁。他得了癌，一个月前开始不可饮食。前几天,我和班里另一个人去探望他。我送他一瓶自制的乌龙茶水用以润口，另一个人送他一本2000年日历手册。足立缩卧在枕，枯瘦如柴，他用失去生机的手指蘸一滴茶水涂在干瘪的唇上。又用深陷的大眼睛盯望新一年手册上的“2000”四个字。良久，虚弱地说：“要是还能用上它，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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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20日按报纸发表的内容重新输入。当时原稿文件连同很多内容由于电脑操作失误而丢失。）

■     ——1999年岁末于大阪家中＞＞＞＞＞＞＞＞＞＞＞＞＞＞＞＞＞＞＞＞＞

■     后记：

　　12月21日写出此文，传真发出。22日接到电话，已送印刷，预计发在《中文导报》１月１日文学版。26日晚11时接到坚田电话，告足立良文病逝于大阪府界市市立病院。27日晚于天王寺姬松教堂参加他的前夜祈祷会。28日午于同会馆举行葬礼。他85的母亲身著黑礼服，对来吊唁的亲友一一鞠躬道谢。还特意找到我正式行礼说“老师，谢谢您使我儿子有过很多愉快的汉语学习经历。”她拿出一张明信片给我看，说是在儿子病床边的抽屉里找到的。上面画着一只手，是一只老人的手，血管筋脉突兀弯曲。下面写着“母亲的手”。母亲把明信片按在胸部说“这是我儿子给我留下的宝贝，我要把它带到坟墓去。”葬礼在教堂举行。牧师讲述了足立接受洗礼的过程。他说足立是获知自己被诊断为癌的那一天来教堂找他的。足立对他说“尊敬的牧师：今天开始我要接受您的洗礼。我并非想通过主的力量使自己延年易命，只想请您为我祈祷一件事：不要让我先于我的母亲死去。”

足立良文，1950年10月21日生。关西大学工学部毕业。我现在也在关大工学部教书。遗体捐赠给大阪大学医学部，此大学在我住处附近。足立至死独身，可是在他去后我曾两次梦见参加他的婚礼，婚礼上到处是白色鲜花，礼堂就是那个葬礼会馆。梦中看不见新娘，朦胧中就知道那是一场婚礼。我无法解释这个梦。有点恐惧。似乎离世的人在我的梦中创出了另一个世界。说到底这是我自己的意识所至，可是我找不到自己意识的根源所在。最不能解释的是这个自己。足立对我来说，是一个名字，是一个尚记得面孔的学生，是一个生命消失的事例。由于发生在身边，对于我便构成了这样的震动。面对死亡，与死者无关的人看上去无动于衷。有关的人都会相应作出不同的反应。于我，就是这些解释不清的东西吧。梦和这些琐碎模糊的文字。

■     2003年8月2日补记：

这篇文章发过后我再也没看。记得，2000年1月1日早晨，丈夫和另一个前夜一起过除夕的朋友把报纸递给我，他们巧妙的借用报纸当作送我的生日礼物。文学版头条就是它。算是一份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可是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的学生他死了。更意外的是，文中提到的那个跟我一起去医院看望足立的人，就是送给他2000年日历手册的人，也是我教的同班同学，他竟然在今年２月8日也死了！是自杀。星期六的早上，在神户，卧轨。好象是因为给去上海做家具生意的哥哥做银行贷款担保人，而哥哥生意失败的原因。他在日本最大的保险公司工作几十年，算得上是中产阶层。但是可能贷款太多，要清还的话，他现在的工资和将来的退休金以及养老金都加进去恐怕也不够。他自己是搞保险的，对此类规则很清楚。这个人待人友好和善，是我们一家申请永久居住时的担保人。为了对自己的家人负经济责任，就以死了结了这个沉重的纠缠。悲哀。无语。能用新一年的日历去鼓励病危的友人，却不能挽救自己附在健康身体外壳上遭到劫难的命运……。足立的生命被病魔夺去，而后者则是把生命交给了金钱。这个自杀的人待我很亲切，最后一次见面以后，他曾打过一次电话给我。说“老师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千万不要客气，无论什么事我都会尽力。”其实，最需要听到这句话的应该是他自己。

这两件事成为一层沉默积放在心底。对于失去相识的比较好的日本人这个事实，也对于生命的无奈和无常。动笔写上面短文时，他们都活着。《1999岁末有感》这篇文字很低调很压抑，就象对未来的事有预感一样。这也不可思议。（小说《担保人》以此为素材写成。）